王安礼（1034—1095），字和甫，系王安石胞弟，在王氏家族中除王安石外仕途最为显达。《宋史》有传，王安礼为政为人知名于时，《东轩笔录》《宋人轶事汇编》《历代诗话》等书中，也记录了他的官场史事。他著有诗文集《王魏公集》八卷，另外还有术数类《天文书》十六卷、《重修开封府熙宁编》十卷等传世，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王安礼自幼熟读经史，深于儒学，为先贤的道德文章所熏陶浸渍，他崇经重道。《宋史》载其“伟风仪，论议明辨，常以经纶自任，而阔略细谨。”北宋嘉祐六年（1061）登进士第，开始仕履生涯。进入官场后，初随大臣唐介任职河东（今山西闻喜），展露才干，深受器重。神宗闻其才，欲立即予以重用，因其兄安石任当朝宰相，为避嫌而封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后迁直集贤院，出知润州（今江苏镇江）、湖州（今浙江吴兴），历开封府判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后提任知制诰，不久以翰林学士身份知开封府。元丰五年（1082）升任尚书右丞，转尚书左丞，为北宋宰辅之一，元丰七年（1084）罢，以端明殿学士身份调任江宁知府（今江苏南京）。哲宗朝元祐中，晋升资政殿学士，历知扬州（今江苏扬州）、青州（今山东青州）、蔡州（河南汝南），后又被御史参劾失学士，转调知舒州（今安徽潜山）。绍圣初，再转调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绍圣二年（1095），出知太原府，同年卒于任所，年六十二，卒赠右银青光禄大夫，封魏公。

王安礼一生为官，在地方辗转多年，大都担任军政主官；在朝廷多个部门任职，官至尚书左丞。无论在朝还是地方，都能修身正己，勤勉政事，谨慎营职，留有政绩嘉行，这在兄长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的敏感时期，实属难能可贵。其中为官为人的亮点，仍然可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借鉴学习。

王安礼为政爱护士民，体恤百姓。熙宁三年（1070），西夏侵犯边境，西北边防危机，河东宣抚使韩绛苦无良策，恰好当时河东路派四万民工运粮饷，韩绛仓促间即调集这些人去防守，主帅吕公弼也准备按此主意执行。王安礼闻讯，坚决反对，要求赶快停止这种安排。主帅吕公弼采纳其言，将民工都带了回来，改调精兵迎敌，使四万百姓幸免于难。之后吕公弼握住他的手再三致谢，他也因几次为吕公弼出谋献策，深得其赏识，被荐举入朝。

之后王安礼以翰林学士身份任开封知府，他一到职，发现该府积案很多，悬而未决，牵涉者众。于是明察暗访，日夜操劳，决事明敏，事至立断，到职仅三个月时间，即接手处理了该府的积案，使“囚室皆空”。当断案结果公布在府衙门前时，恰好辽国使节经过，骇动辽国使节，连连叹息夸异，此事惊动皇帝，深得皇帝赞许：“安礼能勤勉吏事，骇动殊邻，于古无愧矣。”神宗为他特升一阶。

王安礼为政不计得失，敢谏敢言。在朝任职同修起居注时，恰逢苏轼因讥讽朝政，遭遇“乌台诗案”之灾，为御史所劾下狱，朝中百官无敢相救，情势危急。此时王安礼挺身而出，大胆上疏进言，当时朝中李定等大臣都劝王安礼，但他不为所动，积极营救。王安礼在知开封府时，曾发生百姓迫迁坟墓一事。当时皇上因连续有皇子死去，认为是百姓墓地离京城太近，不利于皇室的后代，于是诏令百姓改迁。那里的墓地有数十万座，老百姓很不满，群情汹汹。王安礼列举周文王治政的例子，劝说皇帝收回诏令。他上朝启奏：“文王占卜说要传世三十年，他治政首先就是掩埋路边的尸骨，而没有听说他为了利其后代而要迁移百姓墓地的事。”后来皇帝采纳他的意见，诏令停止迁坟。

王安礼为政重视实情，论议明辨。元丰年间，宋朝兴兵讨伐西夏，泾原承受梁同上奏转运使叶康直所运的粮饷已经腐坏了，不能吃，皇帝大怒，要把叶康直斩首。这时，王安礼又奏言：“皇上您听到的只是梁同一人所言，我怀疑未必真实，应当仔细调查一下。”随后再派官员调查叶康直所运的粮饷，经检查发现其中十之八九可以食用，皇上息怒，赦免了转运使叶康直。

元丰五年（1082），王安礼升任尚书右丞，转尚书左丞，为北宋宰辅之一。这时，熙河经制李宪因之前攻伐西夏未胜，又打算再次举兵，神宗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王安礼将当前的西夏军与唐代淮、蔡二州的军力比较分析，将当朝的将相与唐代的裴度、李愬比较分析，认为缺乏合适的人选，且粮草军用也未备好，很难获胜，力劝缓行。其论议明辨，得到皇帝认可，遂停止了这次的作战计划。

王安礼政事之余，留有很多著述，其著述内容大都体现出关心现实、反映民瘼的可贵思想。他写的很多应制之文，大多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与民生息息相关，如久旱求雨、祈谢雨雪、祈福消灾等；代神宗皇帝撰拟元丰五年（1082）殿试进士的五道试题，分别以改革弊政、选拔人才、施政方略、安边策略和劝农之法为题，都是直接联系当代治政实际，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收录在《王魏公集》中的38首诗歌，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有不少抒写现实、反映民瘼的诗篇，比如《麴院输麦二十二韵呈开父》等，就真实描写了农民顶着烈日送粮给官府抵偿官债的苦情，反映了封建社会官府剥削压迫百姓的现实，寄托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之心，具“有补于世”的政治色彩，体现出作者的民本思想。

王安礼文风朴实，文不夸饰，言不溢美，体现出良好的德行与品格，颇有其兄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的封建循吏与学者的思想性格特征。如《沈季长墓志铭》，这是一篇叙事文，记述了教官沈季长被太学生虞蕃诉讼受贿一事，披露当年太学生虞蕃违反学制反而诉讼教官受贿一案的原委。王安礼据实叙写墓主一生的政绩，特别是对当朝引起轩然大波的诉讼受贿一事，不避嫌疑，不夸饰、不溢美。从文中“而谏者又诘公为前政之朋附”可知，沈季长之所以受冤，主要还是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所制造的遗波。墓主沈季长为作者的姐夫，他与王安石的亲戚关系以及北宋变法、党争的复杂形势，使沈季长成了当朝的一个敏感人物。作者行文下笔沉稳凝重，事件来龙去脉详细清楚，道出当时变法派人士受此案排挤打击的隐情，难能可贵。再如《元绛墓志铭》，也是一篇叙事文，墓主元绛，抚州南城人，官至参知政事，为耄耋老臣，深得皇帝信任。撰写当朝政界显要的墓志铭，既要有文才，更要有德行。王安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详述了元绛父子受太学生虞蕃诉讼受贿案牵连和御史加害而蒙冤不辩一事，对时间、地点与事情经过交代清楚，并采取了大量的人物对话，包括当朝皇帝的言语，对关键性环节直白叙述，丝毫不闪烁其词，使得事情原委清楚。这两篇墓志铭的墓主，都是北宋神宗朝元丰二年科场弊案的当事人，他们与作者同为朝廷阁臣，王安礼能以史家之笔记述，行文平实，具有法度，褒扬处不夸饰，不溢美，为世人所取信。

作为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并没有依仗哥哥的权威帮助自己获得财富和权力，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克勤克俭，最终成为当朝宰辅，做出了为世人肯定的政绩，其封建循吏与学者的德行节操，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来源：抚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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